确诊

年7月的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像往常一样在班车上眯着了。到站了，我迷迷糊糊地下了班车，却发现右边的视野消失了，只能看到前方和左边的景象。我捂住右眼，视野没有变化；我捂住左眼，什么都看不到了。我右眼失明了！我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我还是一步不停地向家的方向走去，小心翼翼但又装作若无其事，我不想被同事和路人看出来。往常10分钟的路程，我走了20多分钟，一路上晃晃悠悠跟喝醉了酒似的，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走直线。

一进家门，见到家人，我的防线瞬间崩塌了，“我右眼看不见了”，我的哭腔吓到了所有人，连不到1岁的宝宝都抿着嘴、委屈巴巴地看向我。现在家里只有老、幼、病，医院都做不到。老公还在加班，等他赶回家已经是晚上9点了，全家商量决定：“今晚先观察一晚，医院挂急诊。”

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右眼视力恢复了，但是头很痛，像有一把大锤子在一下一下地敲我的脑袋，以前吃完半小时就管用的布洛芬也失效了。我们6点赶到了北医三院，挂了急诊。分诊的医生怀疑是颈椎的问题，先把我分到了骨科，拍完颈椎片子没有发现症结。我被转到了神经内科，一个年轻女医生很耐心、很仔细地对我问诊，在了解到我、我妈、我表姐都有头痛史后，她初步诊断为“神经性偏头痛”。但她还是给我开了头部CT检查单，并解释说只是排除性检查，不用担心。等待CT结果的过程太煎熬了，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八年，但我和老公在北医三院急诊科的长凳上焦虑等待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7月的北京已经烈日炎炎，医院里却格外凉爽，甚至感觉有点寒冷，我身上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老公搂着我的手也没有往常温暖。心底里对未知结果的恐惧蔓延到了全身，使我们不寒而栗。到时间了，我让老公等着，自己去取结果，我不是勇敢也并不无畏，只是想直面结果，我害怕面对别人告诉我坏消息时的那种支支吾吾、犹豫不决的场面。虽然我看不懂片子，但附着的A4诊断书我是能看懂的，“颅内阴影”四个字直接烙印到了我的心底。接到这个“惊天霹雳”我反而有种解脱感，“是不是动手术切除了就能终结我十几年的头晕、头痛，就能结束我这几个月的突发性呕吐？之前我妈说这些症状可能是颈椎压迫引起的，因为她也一直有类似症状，已经几十年了，可能会伴随一生。相对于以后不要命地痛苦几十年，现在这种要命地痛苦一阵子好像要痛快地多，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真的要命？”。我神奇的脑回路（老公的总结）在飞速地运转，竟然还没有被恐惧占据。

我拿着检查结果返回到神经内科急诊室，看到结果后，温柔的女医生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说：“根据目前的检查结果，您的病情已经超出我科的治疗范围，请到隔壁神经外科就诊”。这样，我又被转到了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大夫是一个看上去二十几岁的男医生，他一看到我的诊断书就立刻拿起片子起身出去了，说需要找医生会诊。留在诊室的我和老公先是面面相觑，然后抱头痛哭。病情肯定很严重，医生都需要会诊了。感觉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或者其实只有5分钟，时间被我们的恐惧放大了，医生回来了，说我的病情超出了急诊的诊疗范围，建议我们挂他们神经外科主任的专家号，还热心地把主任的名字写给了我们。

我们又到了北医三院的门诊，发现那位主任要到周五上午才出诊，但是周三会出特需门诊，挂号费是，我们立刻挂了周三的特需号，这个时候多等两天的焦虑已经远超块钱的价值。周三面诊主要是开了一系列进一步的检查单，最核心的就是加强型MRI（核磁共振）。我躺在检查床上，上半身被发出巨大轰鸣声的机器环抱，内心充满了恐惧，即使带着耳罩，“咔嚓咔嚓”、“嗡嗡嗡”交替发出的共振声音还是会穿过耳朵直击心底。我紧紧闭着眼睛，仿佛一睁眼就会被卷进漩涡里。大概过了十分钟，声音消失了，我被推了出来，但是并没有结束，一个医生过来在我胳膊上注射了一针“造影剂”，然后我又原封不动地被推了进去，把之前的煎熬过程又重复了一次。我想这针需要额外签订知情协议、单独交费的“造影剂”应该就是“增强型”的所指了。后来做的次数多了，我也就对这个增强型MRI习以为常了，有时候在检查的过程中还会睁开眼观察一下。等待结果的时间总是额外的漫长，在这期间我还专门找了在北医三院实习的同学帮忙打听是否可以加快出结果。等到结果出来了，在诊室等待医生诊断的时候，我更是如坐针毡，像是在等着宣判。医生脸上的每丝表情变化，屡次的欲言又止都让我胆战心惊。“唉，这个手术有点难做。你看，肿瘤长在小脑蚓部，是运动神经最密集的地方，手术有可能造成运动神经损伤。嗯……有点棘手，要给你开住院单么？”一旁的我们早已经吓得泪流满面，做完手术有可能会瘫痪！“谢谢医生，我们先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我医院。北医三院医院，北医三院的专家代表着权威，他的诊断足以浇灭我们的希望。

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救星出现了，老公的舅妈。舅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开明、豁达、有见识，是整个家族的主心骨。医院的专家，让我们带好所有的检医院。舅妈开车医院，路上跟我们科普了一下，医院是北京乃至全国甚至亚医院之一，术业有专攻，北医三院擅长的是运动康复，而脑瘤属于神经外科疾病，来医院才是首选。

彼时的医院还在天坛隔壁，有点老旧破败的院子里分散地矗立着几座五六层高已经泛黄的小白楼，大门入口处右侧有一排简易的早餐摊，周围聚集着一些背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来求诊的患者及家属，还有一些举着写着“便宜住宿”“一天一百”等类似小牌子拉客住宿的旅店老板，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医院大门，左手侧是医疗器械专卖店，后来老公为了给我买术后防血栓的压力袜去过几次，不过一直没有买到，M号一直缺货。

我们跟着舅妈见到了当时神外五的主任专家，一位50多岁、身形颀长、温文尔雅的男医生，脱掉白大褂俨然是一位风度翩翩、神采奕奕的学者。主任翻看着片子，口气轻松地说道：“4厘米了，应该影响到运动了，手术吧，先去门诊挂号做术前检查”。听到这几句话，我松了一口气，感觉主任说的手术很容易，我应该不会瘫痪了吧。离开科室的时候，主任走在我身后，他指着我对舅妈说：“你看，她走路已经不走直线了，小脑受肿瘤压迫影响平衡能力了，还有放射状的呕吐、钝器击打型的头痛都是典型的脑瘤症状。”走在前面的我听到这些更不会走路了，本来自己的身体就很难控制。在孕后期，我就经常恶心、呕吐，以为是娃太调皮，在肚子里翻腾；生完娃后，我还是一直晕晕乎乎，走路总是晃得厉害，更是完全不会骑自行车了，根本掌握不了方向，以为是带娃太辛苦了，睡不好觉导致的，原来都是脑瘤惹的祸。

接下来就是去门诊挂号，做一系列的检查，之前在北医三院做过的检查又都重新做了一遍。在医院的各个楼、层之间往来检查多项多次，医院的布局有了大概的了解，医院挂号或咨询检查的人指路了，同时也增长了很多科学知识，我的脑瘤是长在颅内的，术语叫“颅内占位”，属于脑血管病的范筹。也有肿瘤长在颅外的，我在门诊见过肿瘤长在额头上的、长在下巴上的，初见时有点好奇，觉得好笑，但很快被我老公打击了：“人家的长在外面，只是难看，你的长在里面，比人家的危险多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加上大大咧咧的性格，我已经接受了“得脑瘤”这个事实，很平静地跟同事说明了情况，向单位请了假。

手术

全部检查完毕，我就回到家里等住院通知。老妈专门从老家赶过来照顾我，顿顿大鱼大肉，要让我在手术前把“底子”养好。老妈的到来，让我心里有了底，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可以撒娇，可以喊痛，不必硬抗。很快等到了住院通知，护士小姐姐在电话里仔细告知了各个注意事项，并额外询问了我大姨妈的情况，在得知我快来大姨妈时，让我延迟入院，待大姨妈一结束立刻办理住院。

终于可以住院了，但因为病房满员，一开始我被安排在了走廊，是“加十二床”。术前我是不需要护理的自由人，每次护士姐姐们经过的时候会跟我打招呼，每天探视时间老公会和我并排坐在病床上吃零食，一旦被护士姐姐发现他就会被赶下床来。住在走廊里，很安静，不像术前病房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打呼声，也不像术后病房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哀嚎声；住在走廊里，也很不安静，会时不时地有家属经过时好奇地问我得的是什么病，也会偶尔有术后溜达锻炼的病人告诉我术后的感觉，劝我做或者不做手术。一个术后恢复很好的阿姨劝我尽早手术，一个术后头痛不减的姐姐劝我不要手术。我很清楚自己肯定是要做手术的，不然最后等待我的就是丧失视力，丧失运动能力，甚至失去生命。

有病人出院了，我终于住进了10人的大病房，成为了“编内人员”。术前病房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得的是相似的病，同病相怜相惜，经常拿出各自的片子比较谁的肿瘤大、肿瘤多，猜测谁的手术难度更高，也会在剃完头时比较谁的头型更好看。在术前病房，剃头就意味着马上要手术了，是每个人都殷切盼望已久的，大家通过交流彼此信息总结出来：从住院到排到手术平均需要一个月的时间，除非是脑出血这种急诊。所以当被通知剃头的时候，是被同病房病友羡慕的高光时刻。剃头一般都是在晚上，大概刚吃过晚饭的时候，会有一个男理发师进到病房走廊，拿着名单喊名字，病人一个一个排队出来剃头。我在排队的时候，脑洞大开地想到：“监狱里的犯人剃头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个高凳、一件罩衣、一把剃刀，就是理发师的全部装备。男病人倒无所谓，轮到女病人了，看到平时保养、造型一次就要花几百上千块的秀发随着一个小刀片的划动，一绺一绺、一片一片地掉下来，好多人都哭得稀里哗啦，连一旁的家属都跟着抹泪。轮到我了，虽然我也是长发，但我头发一直稀疏，心想剃光了再重新长出来的头发会不会浓密一点？所以我一点都不感伤，只是觉得理发师下手有点重，剃刀也有点钝了，刮得头皮生疼，有点怀念理发店温柔的tony老师了。剃完头，我和老公轮流摸着我光光的脑袋，手感怪怪的。这时候轮到我后面的病人了，看到她的家属悄悄地把10元钱塞到了理发师的口袋里，而理发师就很自然地给剃刀换了一个新刀片。我冲着一旁的老公翻白眼，显然是他的工作不到位，我的头皮受苦了，老公则一脸委屈加无辜地看向我，他刚被医生叫到小黑屋进行术前谈话、签字了。

剃完头，护士姐姐来告诉我是明天的第二台手术，给我抽了血，让我多吃点，12点之后就要禁食了。晚一点的时候，值班医生来给我画线，“横、竖、还有圈”，这应该就是明天手术刀在我脑袋上的行走路线吧。我仔细地感受着记号笔在脑袋上的轨迹，光光的脑袋被凉凉的笔头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想到第二天的手术，还是有点紧张的，我躺在病床上睡不着，一会儿想着要不要写个遗嘱，一会儿又想着明天一定不能紧张，不然像隔壁病房的老大爷，因为紧张，一上手术台就血压、颅压飙升，结果三上三下手术台，成为整个病区的谈资，可就丢人了。我数绵羊数到半夜，爬起来一看还不到12点，赶忙往嘴里塞了两块德芙，继续躺下数绵羊。

一夜无眠，到了早上，我捂着咕咕叫的肚子，抵御着满病房早餐的香气，看到手术室的人来接对面的大姐了，她躺上轮床被推走了。昨天我们病友们讨论过，每天的第一台手术都是难度最大、时间最久的，大姐得的是动脉瘤，而且有好几个，所以她是第一台手术。我是第二台手术，难度应该没那么大。虽然我不是第一台手术，但家人们还是一早就来了，估计他们昨晚也没睡好，不能进病房，家人只能通过病区的门玻璃跟我打招呼。老妈、老公和舅妈都来了，看到他们的星星眼，我使劲挤出笑容，告诉他们我很好，让他们不要担心。本来说是12点左右接台的，但都过了1点了，手术室还没有来接我，护士姐姐告诉我第一台手术难度较大，时间延长了，为防止我低血糖，她一会儿给我输营养液。我一边祈祷对面的大姐手术顺利，一边等着输营养液，但还没开始输，手术室来人喊我的名字了。只有一个医生，也没有轮床，我跟他身后走出病房，一路上我还在想：“为什么我没有轮床呢？”进入手术室前，在等待区看到了家人，我把手机和眼镜交给他们，笑着说：“没事的，我一会儿就出来了”。

手术室是一片很大的区域，像一个仓库，白白的，冷冷的，有一条长长的的走廊，一侧靠墙立着很多柜子，另一侧是很多个小房间。我按照医生的吩咐，在进门更衣处脱下病号服换上手术服，然后跟着医生走进了其中的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台窄窄的床，四周围绕着很多仪器，已经有医生和护士在调仪器了。我脱下手术服躺到床上，护士跟我确认过姓名后，给我输上液，把各种探头放到了我的身上，把我跟仪器连了起来。同时，一个医生给麻醉医生打电话，问他吃完饭没，告诉他病人准备好了。听医生们聊天，今天手术比较多，麻醉医生是连轴转，刚吃午饭，很辛苦。我裸躺在手术床上，有点冷也有点害羞，这时好心的护士把我脱下来的手术服盖在了我的身上，说别感冒了。我感激涕零，不停地说谢谢。一会儿麻醉医生进来了，是一个女医生，我更敬佩她了。麻醉医生再次跟我确认姓名后，开始准备麻醉，她按了按我的脚背，说不好找血管，于是换到了手上输液。麻醉输液开始后不久，一股热乎乎的暖流蔓延到了全身，我的眼皮越来越重，医生们聊天的声音也离我越来越远，渐渐模糊…

不知睡了多久（后来老公告诉我手术时间是5个小时），感觉有人在拍我，在喊我的名字，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是一个医生，他让我使劲握他的手指，我使出全身力气握了一下，然后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实在是太困了。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听见老妈在喊我，我躺在轮床上，正被推出手术室，家人都围在床边，老妈在低声唤我，我睁开眼看了一下家人就又睡着了，但我能隐约听到手术室等待区噪杂的声音，其中有个声音额外清晰：“这个病人还挺漂亮的”。“我光头还被称赞漂亮”，不知道是不是幻听，但我确实在心里窃喜了一下。再后来我的记忆就是片段式的了，我时睡时醒，记得被推去做CT，需要有一个家属陪同进检查室，貌似是大舅的声音吩咐老公穿上防护服陪我进去。然后再醒来就是在ICU了，这是一间很大的病房，病人都跟我一样身上连着好多仪器，有两个护士在全副武装地巡视着各个仪器。因为连着仪器，我全身只有头能转动，但试着动动手指、脚趾，都有感觉，那就放心了，我没有瘫痪。我的病床左侧靠墙，右侧是一个还没有苏醒的病人，目测身长应该是一个男病人，越过他再往远处看去，只能看到来回走动的护士的身影。整个病房都很安静，只能听到仪器的滴答声和护士的脚步声，估计我是唯一一个苏醒的病人。可能转了两次头运动幅度过大，我“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喊护士过来帮忙换了护理垫，我只敢乖乖地平躺着听自己脑袋里的血流声。这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应该是因为开颅手术把封闭的脑袋打开了一条缝，我可以听到脑袋里细微的“沙沙、哗啦啦”声，像小溪流水的声音，很微弱但很清晰。我感觉无聊地躺了很久，过来一位医生，检查了我的各项指标，确认都正常后就把我推回了普通病房。

术后

本来以为回到普通病房就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因为大多数术后病人都是一周左右出院的，却没想到对我的考验这才真正开始。术后第二天我开始发高烧，最高烧到42度，吃上退烧药就退烧了，但很快又开始高烧，如此反复，一天好几次。医生把所有能用的药都用上了，我一天需要输十几袋液，像甘露醇这种降颅压的药输起来会比较痛，每次输液都像在受刑，但我都忍着，不敢表现出来，不然会让已经非常担心焦虑的老妈更加难受。我也当妈妈了，非常思念家里还不到一岁的宝宝，家人医院看我，医院的环境对宝宝的健康不利，我还是坚定地拒绝了。我现在能够体会我妈的心情，她看到我痛苦肯定会比我更痛苦。

后来退烧药也不管用了，我用上了冰垫，一种通过机器驱动使温度始终保持在零度的物理降温仪器。发烧的时候，我需要一直躺在冰垫上，身体正面烧到40多度，热得面红耳赤；身体背面几近零度，冻得哆哆嗦嗦。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冰火两重天，心脏被刺激地像打鼓一样跳动，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太痛苦了。护士不在的时候我会央求老妈偷偷关一下机器，我真的怕我的心脏撑不住，做脑瘤手术结果死于心脏病就太冤了。

物理降温的效果也不明显，为了确定我的炎症严重程度，医生开始给我做腰椎穿刺。每天下午管床大夫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最紧张的时候，因为他会决定那天是否需要做腰椎穿刺，如果不需要那我就躲过一劫，但大多数时候是躲不过的。做腰椎穿刺的时候，我需要蜷成一只虾的样子，尽可能地把我背部的腰椎露出来，医生会摸摸按按相邻的几节腰椎，选择一个最合适的位置，把注射器刺进去，抽一管脑脊液出来。这管脑脊液用来分析我的炎症情况，也就是导致我高烧不退的元凶。每次做腰椎穿刺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准备一块毛巾握在手里，等到最痛的时候塞进嘴里，我不想帘子外的老妈听到我的呻吟声。虽然腰椎穿刺是打麻药的，但对于我抗麻药的体质，麻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疼痛并不能消除疼痛，每次做完我都痛出一身汗。

做过三次腰椎穿刺后，医生发现我的炎症没有好转的迹象，决定给我上大招了，腰大池引流。我是后来看出院病历才知道我插了十多天的引流管学名叫“腰大池引流”，可以说是腰椎穿刺的升级版，前面的操作步骤跟腰椎穿刺是一样的，但是把注射器换成了一个中空的钢钉，在腰椎上打完洞后，把一节很长的软管穿过钢钉引到脊柱直至脑袋里，脑脊液就通过这根软管流了出来。引流成功，我和管床大夫都长舒了一口气，我是庆幸痛苦结束了，而大夫的表情则告诉我他完成了一个有难度的技术活。做完腰大池引流我就不能动了，只能平躺，不然脑脊液就会从腰椎上的洞口漏出来。看着自己的组织液从身体里汩汩地流出来，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而且每天可以引流出5、6百毫升，没想到我脑袋的容量那么大，看来“脑子里进水”还是有点科学道理的。长时间平躺导致的后果就是四肢血管萎缩，使每天的输液扎针成为了大问题，我的手背、胳膊布满了针眼。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三个护士同时给我扎针，一个扎左胳膊，两个扎右胳膊，为了让血管显露，两个胳膊都快被拍肿了。一旁的老妈看不下去了，转身离开了病房，我笑着对护士说：“没事的，扎吧，我对疼痛已经麻木了”。

在各种药物、物理疗法对我的高烧都没有明显效果之后，医生也无奈了，对我说：“没有其他办法了，多吃肉吧，增强抵抗力。”我知道现在只能自救了，开始逼迫自己大口吃肉，每天输液、卧床、不运动，实在是没有胃口，经常是刚吃完就吐了，吐了就再吃，第一次发现吃肉竟然会比吃药还痛苦。在吃的方面，老妈实在是没有花样可以做了，就换小姨来照顾我，因为小姨是我们家公认的“吃货”。医院是不允许家属陪床的，只能每天探视一次，从下午3点到7点。每天下午2点多，我就开始向病房门口张望，期盼着在第一批涌进来的家属中找到小姨的身影。“糖醋排骨、酱牛肉、汉堡、三明治、水煎包、蒸饺…”，小姨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带好吃的，而我也大开吃戒，在保命面前减肥都不是事儿。记得有一次，舅妈去看我的时候，给我带了西红柿炖牛腩，那汤是如此美味，我接连喝了三碗，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后来去很多餐馆都点过这道菜，但都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味道。连续几天的大吃大喝果然有效果，引流出来的脑脊液的颜色肉眼可见地由黄变白了，我高烧的频率也明显降低了，出院有望了！

随着术后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听到脑袋里的血流声越来越弱，说明我的脑壳在愈合吧。手术后我一直以为我的左侧脑袋是包扎着的，因为摸上去一点感觉都没有，像戴着个头盔，跟自己的身体完全没有联系。直至术后7天，医生来拆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摸着的无知觉的硬壳就是我自己的脑壳。其实直到现在，术后快8年了，我的左侧脑袋摸上去还是有点麻麻的，而脑袋正后方那条10厘米长的疤痕更将成为伴随一生的印记。其实不是所有的脑瘤都需要进行开颅手术的，当然也就不需要剃头，只需要剪掉一小片头发，进行微创手术。我们病房里有两个阿姨都是进行的微创手术，术后在走廊里蹓跶锻炼的时候，她们的一头秀发在我们这群光头之中额外耀眼，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感恩

虽然我很不幸得了概率为万分之一的脑瘤（如果车牌摇号有这运气就好了），但我又很幸运地生活在了医疗科技发达的现代，我很感恩。如果是在古代，我应该已经英年早逝了。

我要表白一下我老公，感谢他始终对我不离不弃，从确诊后就一直陪着我，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了；感谢他替我照顾家人，体谅到老妈、医院之间来回奔波照顾我太辛苦，在医院旁就近给她们订了酒店；感谢他为我“豪掷千金”，刚做完腰大池引流的时候，管床大夫告诉我那套引流设备价值四、五千，进口的更是高达七、八千，而且即使引流不成功，钱也要照付，征询家属意见的时候，我老公毫不犹豫地选了进口设备。至于他每次探望我的时候，总买一大袋我不能吃的零食，自己坐在一旁大快朵颐馋得直我流口水的事情我就慷慨地选择性忘记吧。

对于辛苦照顾我的老妈和小姨，我更多的是感到愧疚，50多岁的人要为20几岁的我担惊受怕、来回奔波，我太不让人省心了。每次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往娘家跑，这是我一向的生活宗旨。只要回到老妈的身边，姨妈们的环绕中，我就又可以做回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了，幸福、感恩。

感谢舅妈，我的救命稻草。如果没有舅妈，都不敢想象我现在是不是能独立行走，更不敢妄想回归正常生活，回归工作了。舅妈在身后默默为我联系、医院、医生，解决了我求医之路上最大的难题，让我可以专心治病，对我恩重如山！

感谢医院，感谢神外五病区，感谢医术高超的主任专家使我恢复健康，重燃生命的希望，是我的救命恩人；感谢年轻可爱又技术过硬的管床大夫，让我的腰大池引流一次性成功，少受罪少花钱，也感谢他让我知道了我从小的海鲜没白吃，“别人开颅都是一次性成功，你的脑袋真硬，开了两次，肯定不缺钙”，还要感谢他在腰大池引流成功之后偷偷让我看了用过的钢钉，有小吸管那么粗，让我感觉自己很勇敢；感谢体贴细致的护士姐姐，感谢干活利落但有点凶的护工阿姨。

感谢我的公婆，在我生病期间帮忙照顾宝宝，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感谢单位对我的万般理解，感谢同事对我的百般照顾，感谢朋友对我的牵肠挂肚!

我是我们病房的“老赖”，术后住院时间最久，迎来送往了很多病人：一个开麻辣烫店的壮实大姐，术后第二天就帮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病友端水送饭，术后5天就出院了，身体棒就是最大的优势；一个18岁的高中生必须在高考前完成动脉瘤手术，不然任何的情绪波动都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危及生命；一个本来已经会说会笑的小娃娃，因为脑瘤到3岁的时候忽然不会说话了，医院对面的露天草地上陪着她，小娃娃不输液的时候就会趴在窗户上喊爸爸；一个老公不同意手术、自己攒了好几年私房钱用来做手术的阿姨在剃完头、画完线后因为高血压迟迟不降不能手术而只能抱憾出院；一个跟我同龄的女生，术前因为说话结巴确诊脑瘤，术后说话正常了但四肢却变得像面条一样软，失去了行动能力，她头发灰白的妈妈每天都要推她去做高压氧舱治疗，每次都需要护工帮忙才能把她抬到轮床上；一个因脑出血而被急诊送进来的农村大姐，在被告知大概的医疗费用后就被她老公接回家了，她走后收拾她床铺的护工说，“在农村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如果生病的是男人，借钱也要治，如果生病的是女人，就不治了”…

虽然我的治疗过程很坎坷，医院了，我很幸运。大多数病人因为太虚弱出院的时候都是坐轮椅的，而我因为坐下会导致刚撤掉腰大池引流的腰椎漏液而没有坐轮椅，是慢慢走出去的，导致被很多家属当做了手术成功的典范、一路追问经验…

感恩医生，感恩家人，感恩社会，感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