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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哲走到了他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12年。

12年前，还是高校辅导员的他，目睹自己患肝衰的学生，因等不到合适的肝源去世。这让他第一次了解到器官移植，也影响他走上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岗位。

他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志愿者，年3月8日，还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推选为“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工作10年后，医院登记肝移植，“症状和我的学生一样”。幸运的是，他等到了匹配的肝源，完成了移植手术，如今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从入行第一年仅有2个成功案例，到如今协调成功六百多例器官捐献，徐哲感受到社会整体对于器官捐献的了解和接纳。他的期待是，“等什么时候没有这个职业，就是我们的成功”。

徐哲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徐哲的自述。

学生因没有匹配肝源离世，辅导员转行器官捐献协调员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我是武汉东湖学院的一名辅导员，兼任学院团委书记的工作。

年，我的一个学生突发肝衰。早前他不舒服的时候，医院检查，自己吃了一些止疼药缓解，直到受不了了，医院。

医生说，他的肝衰已经到了中末期。病情发展得很快，医院没多久，他的皮肤变得黑黄。

医生给出两个治疗方案，一是通过人工肝治疗，但这种方法费用高，对于病情只有缓解的作用。他的家人选择了第二种：肝脏移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器官移植，我四处打听，问了不少医生，都说只有做肝移植才能救他的命。

他家里的经济条件不算太好，为了给他治疗，家人做好了卖房的准备，我们学校也努力为他募捐，但最终没等到合适的肝源。年，原本该读大三下学期的他去世了。

他是我带过的学生中，唯一一个没有毕业的。如今想起来，我都觉得特别遗憾。

我当辅导员时29岁，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和学生住在同一层楼，平时关系挺好。他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能吃苦，成绩也不错，得过好几次奖学金。

让我遗憾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本来是医学专业的，却没能及时发现学生的病情，让他及时就医。虽然我也很喜欢学校教书育人的工作，但在这一年，我还是决定回到我的本专业，去做治病救人的工作。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看医院在招聘器官捐献协调员，就去投了简历，没想到这份工作一做就是12年。

徐哲。受访者供图

6岁男孩患脑胶质瘤，在病床上点头捐献器官

我做器官协调员的第一年，说服家属签署捐献同意书，并完成捐献的案例只有2个。

第一次在湖北利川，38岁的唐军意外遭遇车祸，医院时，他已经脑死亡，全靠机器维持供血供氧，失去了救治的希望。

当时，大家对于器官捐献并不了解，连医生都知之甚少。我们和家属沟通前，还要先和医生介绍清楚。全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刚起步，武汉是试点，我们没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只能自己查资料，硬着头皮和家属沟通。

幸运的是，唐军的妻子同意了器官捐献。他的器官救了3个人的命，他也成为了中国公民器官自愿捐献试点启动后，湖北第一个自愿捐献器官的人。

根据我们的经验，通常一个大家庭中有部分家属同意器官捐献，再由他们去说服其他家属，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

五六年前，湖北麻城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子遭遇车祸。医院时，女子还在抢救，但希望微薄。家属处在悲痛中，对于我们的出现，反应比较激烈，我们便暂缓了沟通。

在十几个家属中，有一位经过接触我们发现，他对器官捐献比较支持。他劝女子的丈夫说，器官捐献是做好事，也是让他爱人的生命得到延续。最后，所有的家属都同意了器官捐献。女子去世后，捐出了她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

去年，有一个6岁的男孩患有脑胶质瘤，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男孩接受治疗期间，我见过他，他和我儿子差不多大，长得很可爱，尤其是一双眼睛特别漂亮。后来他的父母同意捐献眼角膜，连ICU的医生护士都觉得舍不得。

起初，男孩的病情还有所好转，后来急转直下，生命垂危。受脑部肿瘤的压迫，他的眼睛都几乎看不见了。父母问他，愿不愿意将器官捐献，他点了点头。

徐哲和两个儿子。受访者供图

为把工作做得细致全面，用两个多小时取得两百多位家属的同意

失败也是经常面对的。

在人们对器官捐献还不太熟悉的时候，家属对于我们的出现常有反感和质疑。有人会想，我们是不是坏人，拿走器官是不是为了卖钱。我还曾遇到家属打电话报警，好几次被带去派出所接受询问。

如今，人们对于器官捐献不再陌生，但在决定是否捐献家属器官时，仍然会非常犹豫。

今年年初，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脑出血，住院治疗一个多月还是无济于事。他的妻子和儿子同意器官捐献，但老家七十多岁的父母接受不了。当时因为疫情，我们没办法见面沟通，最终未能达成捐献。

即使所有家属都签了同意，捐献还是有可能无法达成。

之前接受采访时，我多次提过一个故事。那是年左右，医院时，发现站满了家属。那是一个大家族，医院等着的就有一百多人，加上在老家的有超过两百人，我和同事们都懵了。

通常情况下，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同意即可，但我们想尽可能去解释，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全面一点，尽量让他们都支持直系亲属的决定，免得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一拨一拨地沟通，和医院里的家属聊完，还要到他们的老家，和其他家属沟通。好在他们的家属中有的对器官捐献比较支持，经过他们的帮助，我们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顺利得到了所有家属的同意。

可惜捐献仍然没有成功。在我们得到所有家属同意，医院的路上，人去世了，来不及完成捐献了。

年6月，医院偶然遇到了我的高中同桌，他来登记做肝移植。他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状态和10年前我的学生一样，当时他才结婚不久。

幸运的是，两个月后，他等到了适配的肝源，完成了肝移植手术，如今几乎和正常人一样。

做器官捐献协调员12年，我从没遇到过捐献完成后家属后悔的情况。家人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这对他们来说，往往是一种安慰。有人会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接受了器官移植，能不能见一面。但在双盲原则下，我没办法答应他们。

通常我们只会接触到器官捐献者这一方，是谁得到匹配的器官完成移植，我们不得而知。

你问我对这份工作的期待，我会说，等什么时候没有这份职业了，就是我们的成功。如果有一天，大家对于器官捐献的了解和认识像献血一样，献血车往那一停，大家就知道，我可以去献爱心，帮助需要的人。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到这个程度。

九派新闻记者　王佳箐